古代中國有以下三種比較典型的繪圖形式：以山川為基準的地圖、以行進路線(水路、道路、海洋航線等)為基準的地圖，和以客觀比例為基準的地圖。
首先介紹以山川為基準的地圖。這種地圖非常常見，比如在地方史志中所附的縣域圖、城池圖等等，基本都屬于這種形式，應(yīng)該是我接觸最多的一種古地圖了。
這種「地圖」，說白了，就是給官員們的一份說明書：首先把縣城畫在中央，再把轄區(qū)內(nèi)的山川、名勝按照相對于縣城的大致方位繪制出來，最后把各個村鎮(zhèn)填到相應(yīng)的山上、河邊。
比如這份清光緒十一年版的《大寧縣疆域圖》：
這張圖并非按照典型的「上北下南，左西右東」排布方式，而是根據(jù)縣域地勢和主要河流走向，將西北設(shè)為上，東南設(shè)為下。
這與現(xiàn)代的大寧縣(巫溪縣)地圖相比，完全是兩個樣子(一百年間，縣治駐地、地界、水文等均會有些許改變，但疆域輪廓并沒有太大變化)：
進一步對比，在電子地圖中搜索那些一百多年前的地名，發(fā)現(xiàn)還有許多可以對應(yīng)得上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拿這兩份地圖做一下比較，相信你一定會轉(zhuǎn)向的。
(偷個懶，在電子地圖中不標注水系了，各位可以去Google Maps里看一下。另外，向各位老師們求一份巫溪縣水文圖……)
(注：村子間的重名、遷徙等因素未作考究)
可見，沿著同一條道路或河流的村子，之間的位置關(guān)系具有一定的準確性，這大致說明這類地圖的繪制，是依靠繪制者帶著定向設(shè)備與測距儀器，一步一步走出來的。但是由于缺乏定位技術(shù)，又沒有經(jīng)緯度這樣的一套絕對坐標系統(tǒng)，其誤差會逐漸累積，而且地塊之間不成比例，導致人只能沿著地圖所描繪過的道路行走，否則會迷失方向。尤其是在山地地區(qū)，這種地圖對于較偏遠的村鎮(zhèn)來說，基本沒有參考價值。
典型的還有清同治八年的《豐都縣近城關(guān)隘圖》：
更多圖片可以去重慶圖書館的老照片板塊自助閱讀，在此不一一搬運了。
第二種是以水路、道路、海洋航線為基準的地圖，比如杭州西湖文化廣場上的一幅「京杭大運河沿線圖」的浮雕，就是很典型的以水路為基準的地圖。這幅「地圖」就是在中央畫一條河，在畫卷的首端畫上北京城;作者坐上船，把沿線經(jīng)過的山川、城池一一劃出，等到到達杭州后，在畫卷末端畫出杭州城，一張地圖便繪制完成了。
由于不在杭州，又暫時查不到關(guān)于那張圖的資料，先奉上一套從南京師范大學 - 地圖學國家精品課程申報網(wǎng)站搬運來的《京杭運河全圖》：
這種「地圖」，可以說就是一套「游記」。以作者所在的位置為中心，看到什么就畫什么。富裕的地方畫大點，無聊的地方少畫點，完全不講究絕對方向與比例尺，「藝術(shù)性」要遠高于「紀實性」。想象一下，如果繪圖者的繪畫水平再高一點，或許那就是一幅可以與《清明上河圖》或《富春山居圖》相提并論的名畫了。
再比如說下面的這張《鄭和航海圖》分圖，描述的是長樂(福州)一帶的海岸線。
《鄭和航海圖》是以行船者站在船頭觀測有關(guān)景物時產(chǎn)生的視覺感受而繪制的，有山畫山，遇島畫島，突出了海岸線、離岸島嶼、港口、江河口、淺灘、礁石以及陸地上的橋梁、寺廟、寶塔、旗桿等沿岸航行的標志。
《鄭和航海圖》在繪制中還采用了不同的比例，航程總圖和山陸島嶼放大圖繪在一起。
圖中，用虛線表示航線，在離岸較遠的航線上注記了針位(航向、方位)和更數(shù)(航程、距離)，有時還注記出航道深度、航行注意事項，是我國最早不依附海道專書而能獨立指導航海的地圖。(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- 地圖導航技術(shù)
)
以上兩種地圖，均是從作者(旅人、水手)或讀者(縣官、船長)的主觀視角出發(fā)，以使用需求為中心，依賴實際觀測與經(jīng)驗，借助簡單的定向與測量技術(shù)(如司南和天象)所繪制而成的。這與今天嚴格按照比例尺與經(jīng)緯度坐標的地圖，從理念上就大相徑庭 —— 用現(xiàn)代設(shè)計中的理論講，這兩種地圖很好地體現(xiàn)了「形式追隨內(nèi)容」與「形式追隨功能」，不僅不受固定框架約束，還做到了「以用戶體驗為中心」，設(shè)計師們可以參考一下(^_^)。
雖然這兩種地圖因為技術(shù)含量太低，在現(xiàn)代地理學、測繪學中一般很少被提到，但是在歷史上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（文|小杜說說 來源|UC頭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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